几个人都摇头表示没有听过，其中一人说道：“可能是新开的吧，你们看着换个地址是尖沙咀。那么偏僻的地方没有大的律所。很有可能就是一家新开张。

  另一人笑着说道：“开张第一单就遇到我们，算他们倒霉。关先生这个单子交给我，保证不会有问题。”

  “这么简单的案子，哪里用得上师兄您出手，交给我们这些后辈就可以了。关先生，请给我这个锻炼的机会。”

  相比这些急于表现自己的青年人，入行二十多年的关炳业并没有盲目的乐观。

  虽然他也看出这份律师函的行文很青涩，但秉承着严谨的职业习惯，他还是把案子交给了资历较深的那个。

  关炳业最后还交代：“日本久保田是我们的重要客户，重要性不需要我再多余提醒了，好好做。”

  不到二十万人民币，对于久保田这样的跨国企业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。但因为华夏科技和北京正在发生的事很敏感，所以这封律师函的复印件，第一时间就被传真到了久保田农机的总公司。

  相比香港秉星律所的乐观，无论是日本总公司的战略分析师，还是身在北京的清崎友真，都感觉他们有麻烦了。

  这件事的关键点就在于，这份律师函是在香港收到的。就在一天之前，也就是1984年12月19日。

  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，最终在正式签署了《中英联合声明》，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，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，开始对香港岛、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、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。

  这是一件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大事。香港和中国的关系，从昨天开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

  昨天的香港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的一块殖民地。而今天，香港是将在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，暂时还归英国管辖的一个地方。

  这其中的变化，将渗透方方面面。而法律就是其中最最敏感的一部分。

  赶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中国的公司全权代理一个香港律师事务所，给一家日本企业发了一封律师函。

  日方很清楚，自己违约这件事是有瑕疵。但在大陆的环境中，这种瑕疵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这也是方国器给他们的承诺。

  但这种承诺的效力只在大陆有效。而现在这件事已经到了香港。在香港就要以适用香港本地的法条优先。那合同违约这件事，就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

  而更麻烦的是将来这件事的发展趋势。欧美法系在处理跨国经济纠纷案件时，通常都要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漫长诉讼期。

  不仅要付出大量的律师费，还会因此影响到通过该地的进出口贸易。虽然久保田在香港口岸进出的货物不多。但现在香港的身份不同了，谁也不敢保证向这边的法庭裁决，不会影响到大陆那边去。

  即便大陆不会直接把香港的这边的法庭裁决拿来用。但华夏科技却可以用香港这边的法庭裁决作为一个判例，在中国这边再进行起诉。

  这就会陷入一个很微妙的情况中。如果在香港华夏科技胜诉了。那在大陆，会有多大概率出现相反的结果？

  更直白的说，就是香港的法官判了中国人赢了日本人。那中国的法院，会不会就同样的案子，判日本人赢了中国人呢？

  这个答案，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所判断。

  而如果因此影响了久保田对中国大陆的出口，但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的。

  而他们也有理由相信。能相处在香港这边准备起诉的人，应该也能想到想尽办法把久保田拖进诉讼的泥潭中。并且尽可能的影响久保田与大陆的贸易。

  一个中年人放下手里的传真，对身边坐着的周朝先说道：“以一个二十万人民币的案值的小案子，撬动整个久保田公司。想出这个办法的人，绝对是个人才。”

  周朝先说道：“很有可能，就是那个胡杨的主意。华夏科技赵援朝和项凌江都没有这个眼光。也就胡杨对国际贸易有了解。”

  中年人端起茶杯，轻轻吹了一口茶叶：“这个胡杨不简单，我以前就跟你说过。只可惜这次你还是急了一点，没看清他的底牌就贸然出手。”

  周朝先也有一点懊悔道：“以为他们已经山穷水尽，谁曾想会在香港找到生机。只是以后这个关系就不太好修复了。”

  中年人小口抿了一口茶汤，满意了叹了一口气。

  放下茶杯，他看向坐在稍远处的另一个年轻人：“张坊你怎么看？”

  被点了名的张坊说道：“从一开始我们和胡杨还有总后大院的关系就没有多好。所以也不存在所谓的修复。所以只要利益上能达成共识，我们还是有合作的可能。”

  中年人微微点头：“张坊分析的有道理。而且我认为胡杨现在显露只是后手的一部分。他肯定还有其他的准备。我相信其中肯定也有专门针对你的。如果胡杨真的是个人才，就不会抬去计较所谓面子上的得失。利益才是他最看重的。”

  周朝先说道：“爸，我记住了。”

  中年人说道：“我记得你说他上次反对你们在越南建厂。”

  周朝先说道：“是的，他反对在越南建厂。理由是越南政局不稳，还有运输路途太远。”

  中年人微微摆手：“这些理由不重要，他有没有自己的提议？”

  周朝先说道：“朝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