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胡杨和项凌江一起离开了沈阳。一夜的促膝长谈，胡杨把自己未来几年的计划，几乎毫无保留的摊在几人的面前。

  这个晚上没有人感到哪怕一丝的困意。即使是被叫过来的孙福生和邢鹏也像打了兴奋剂一般。

  虽然不是全部，但这的确是胡杨第一次把真实的想法摆在台面上。由此可见，他对在场的几人的信任程度。

  就算是最早接触到胡杨计划的邢鹏，也完全没有想到胡杨的目标会这么大。大到已经超出了他能想象到的边际。

  其他几个人也同样如此。即便他们可能在见识和城府上，都要稍微比邢鹏好一点，但胡杨的所谓小目标，依然把他们都吓到了。

  而真正吓到他们的其实还不是目标本身。而是在胡杨的描述中，那个好像遥不可及的目标，好像还真的有可能达到。

  这次胡杨带项凌江回北京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就是北京人，而且还是大院的孩子。三代以里就有十几个当过兵的。

  复原之后他们大多进了穿制服的单位，也就是公检法国地税。按照罗鹏程的说法，要尽量的把这事个人化，那还有什么比一个私人性质的公司更个人的呢。

  也幸亏时间已经来到了1984年，国家政策已经开放，可以并鼓励个人注册企业。换做一年之前，恐怕这事都不那么好办。

  说起来1984年还真是特殊的一年。后世很多人是都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的企业元年。

  根据《中国青年报》做的一份调查显示，1984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：出租车司机、个体户、厨师，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分别是科学家、医生、教师。

  “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”、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，是当时社会的流传语。

  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，海尔、联想、万科、四通、科龙、健力宝、正泰等企业均创建于这一年。一大批日后引领中国商业潮流的公司，在这一年崭露头角。

  就在这一年，下海经商和闯荡深圳成为青年人的一种潮流：王石在“偶遇”那位老人家的4个月后，创办了万科公司的前身――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。

  柳传志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科研人员，在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简陋的传达室内创办了联想。

  史玉柱毅然告别了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的机关生活，跑到深圳兜售自己编写的软件。

  贵为军医大学教授的赵新先，带着自己研制的“三九胃泰”跑到偏僻的深圳笔架山下创办了三九集团。

  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，发誓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，他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。

  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生李东生，则在惠州一个破败的农机仓库开始生产录音磁带；李书福和几个兄弟成立了冰箱配件厂。

  中关村已经有40家科技企业，并在北京城里拥有了“电子一条街”的名声。

  1984年的中关村开始初显繁荣景象。一批批的科技人员跳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海，科海、京海、四通、信通等公司已经相继出现。

  也就在这一年，胡杨带着项凌江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华夏科技技术有限公司。这个名字胡杨并没有花什么特别的心思。本着拿来主义的思想，记得好像听过就直接拿来用了。

  把项凌江送到家，胡杨便赶回到郊区的冶金局，还没来得及去销假，胡杨就被一个陌生额青年人叫住。

  青年人语气很平淡的说道：“是胡杨吧，罗主任叫立刻去他办公室。”

  胡杨看着这张陌生的脸，笑着问道：“哦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新来的？”

  青年人幅度十分微小的点了点头：“赶紧把，罗主任等着呢。”

  胡杨点头：“好嘞，马上就去。”

  看着青年人离开的背影，胡杨的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。罗鹏程想见谁，平时都是由秘书徐淼通知的。那这位是谁？

  领导召见那就自然不能耽搁。反正总是要去一趟的。胡杨回车上拿的东西，就快步走向罗鹏程办公室。一上楼就看到秘书的办工桌前坐着刚才那个青年。

  按照惯例，出差的人都会带土特产回来。同样按惯例，这些东西是应该放在秘书那里，而不是直接送到领导手中。依然按惯例，这不算是送礼。

  放下东西的同时，胡杨敏锐的捕捉到了青年脸上的不屑。其实就算不敏锐，也完全能看得到。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想要隐藏。

  胡杨的脸上依然保持着笑容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现一样，轻轻的敲了敲门。

  “报告，我是胡杨。”

  “进。”